谭启龙回忆受谭震林之命赴浙东创建抗日根据地
浙东后方的抗日根据地，就在沪杭甫这个三角区域，位置特别关键。它包括了四明山、会稽山、三北那片（就是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的地方）还有浦东这四个区块。东边靠着东海，南边一直到东阳到宁波的公路，西边越过浙赣铁路金(华)萧(山)线两边，北边则到了黄浦江两岸。这个地方，在抗战那会儿，是全国十九个解放区里的一个。
党中央做了个重要决定，那就是要在浙东地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过后，到了1941年2月1日，党中央和毛主席重新规划了新四军在华中的战斗布局。他们清楚地说：华中指挥中心得盯紧三个关键战略地带，就是鄂豫陕边界、江南的根据地（包括了苏南、皖南、浙东还有闽浙赣边缘）以及苏鲁战场。还特别提到：“浙东那块，就是上海、抗日力量和宁波围成的三角地带，我们之前力量不够强。所以总指挥部得加强这个战略要地，靠上海党的力量在那里建游击根据地（用松江那边原有的小股武装打底）。中原局也得指导好上海党的工作。”这是党中央的一个新打算。为了落实这个指示，华中局决定，开拓浙东的任务先交给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来挑头。
沪杭甬这一带，是全国有名的盛产鱼米的地方，人多物丰，经济好，交通也很便利。自打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为了稳住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地盘，保证海上运输线不被切断，还要抢东西来支持战争，所以非得拿下并守住沪杭甬不可。而对于国民党政府，沪杭甬这块地儿不仅是蒋介石起家的地方，还是他们钱袋子的重要一部分，所以他们也不会轻易放弃在这里的控制权。
对我党而言，要在东南沿海搞游击战，关键是在那个三角区域，特别是浙东，得建起抗日根据地，然后一点点往南推进。这样一来，苏中、苏南、浦东、浙东还有闽浙赣就能连成一气，让我军在抗战期间甚至以后都站得住脚。所以说，咱们党在浙东打游击、建根据地，不光重要，而且得赶紧行动起来。
1941年4月份，日本鬼子为了霸占咱们国家的东南海边，挑起了宁绍战斗，一口气攻占了绍兴、镇海、宁波、慈溪、余姚这些地方。
日军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迅速占领了杭甬线两边和杭州湾以南的大片地方。虽然国民党里有不少爱国的将士奋力抵抗，但因为国民党高层采取了消极的打法，加上指挥上的失误，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面对这种新情况，在同年的4月30号，毛主席、朱德等领导人也给刘少奇、陈毅、饶漱石发了份电报，里面提到：
如果敌人长时间占领了宁波、奉化、温州、福州这些地方，你们得赶紧想办法在这些地方搞起游击战。要是有当地党组织，就指导他们行动起来，你们再派点人去搭把手；要是没有的话，你们就得亲自派人去组织。从吴淞到上海、杭州、宁波，一直到福州，这一大片地方都能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上海到杭州这条线上的军事指挥，不能光靠谭震林一个人，他忙不过来，得另外成立个专门的指挥单位（这儿前途大着呢）。按照中央的意思，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打算在沪杭甬之间的浙东地区建个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个任务就交给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去办了。
揽下新活计
接到上海华中局发来的“有新任务安排”的电文后，我马上打点行装，打算去无锡见谭震林。
要干啥任务呢？电报上没提，江苏省委的同志也一头雾水。我手里拿着这封电报，感觉沉甸甸的，心里直嘀咕，这事儿肯定不小。那时候，谭震林正好在我们家严永洁的老家无锡附近，就是澄江、无锡、常熟那块儿活动。严永洁、涂峰和我三个人，先回了严家，听说谭震林和江渭清他们的指挥部就在离严家四里地远的寨门。巧的是，严永洁的叔祖父严慰仓老先生就住在寨门，他是当地有名的明白人，跟谭震林也认识。有他帮忙，我们很快就见到了谭震林。
谭震林那时候是新四军第六师的师长和政委，还是江南区党委的一把手。早在1933年，我就在中央苏区听说过谭震林同志，并且我们还见过，那时候他在闽西苏区忙活着。抗战一打响，我去了皖南当特委书记，谭震林则在繁昌带着大家抗日，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这次一见面，感觉特别亲，他特别热情地招待了我，还跟我讲了讲当时华中地区的斗争情况。
他讲道，国民党里的那些硬骨头挑起的反共风波还没平息，他们还在苏南忙活着布局；同时，日伪军也已经在苏南动手搞起了“大扫除”。眼瞅着这局势，新四军六师的主力或许得从苏南挪到苏北去。谭震林还聊了聊浙江那边的情况。他说，日军已经打通了杭州到宁波的路，这条路两边全成了他们的地盘，咱们已经派了姜文光带着五十来号人去探路了。他们回来报告说，浙东那边日军人数不多，国民党的队伍乱糟糟的，没个领头的，咱们的队伍要是过去了，应该能站稳脚跟。
谭震林跟我说，浦东那儿的敌人已经开始大面积“扫荡”了。我们党在浦东有两股军事力量。一股叫“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文队”，是由连柏生带的头。连柏生原本是国民党的区长，现在加入了我们党。他们队伍里有几个人来我们这儿练过兵，像林有璋（也叫林达）、蔡群帆就是从我们的教导队回去的。还有个党员叫张席珍，在上海巡捕房工作，也跟这支队伍有来往。另一股力量是我们党派朱人俊去伪军十三师的丁锡山部队，掌握的五十团的一部分兵马。谭震林说完这些情况，又提到浦东有个工委，书记是金子明，归路南特委管。特委书记是顾德欢（张瑞昌），委员还有委杰、吕炳奎和金子明。
他告诉我，江南区党委做了个决定，把路南特委、浦东工委，还有伪十三师五十团里的党组织都归我管。我主要得做两件事：一件是想办法利用浦东这个地方，往南发展，在浙东那边搞抗日游击战；另一件是，万一日伪军在浦东搞“清乡”，部队就可以往南撤，这样活动空间就大了，也好保存实力。
谭震林让我利用现有的两支队伍，赶紧发展抗日力量，在浙东地区建个抗日的大本营。他没给我什么正式的头衔或安排，就是让我负责这事儿。他还告诉了我顾德欢在上海的住址和一些细节，让我去找他接头。交代完这些，谭震林同志使劲握了握我的手，说他在这儿不能待太久，以后别直接找他了，让我通过上海的党组织，还有华中局和苏中的粟裕同志来联系。
1941年7月，我从苏南回到上海，第一时间联系上了顾德欢。后来，我在上海法租界旁边的一个公园里，碰到了连柏生，跟他聊了大概十几分钟。接着，我见到了吕炳奎，他跟我讲了讲浦东工委在伪十三师那边的工作。然后，朱本俊也来见我，说了说部队在浙东三北庵东那边活动的事儿。后来，我还见了委杰。这样一来，浦东那边以及我们党在浦东的活动，我就了解得比较清楚了。
浦东呢，就在黄浦江的东南边，现在归上海市管，包括了川沙、南汇、奉贤这三个地方。它北边靠着长江，西边紧挨着黄浦江，和上海市区中间隔着条江，东边和南边则直接挨着东海。那里地势平坦，河流特别多，水上和陆地上的交通都很便利。上海被敌人占领后不久，日军也侵入了浦东。那时候的浦东，乱得不行，日军到处烧杀抢掠，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也来捣乱，还有些杂七杂八的队伍趁机作恶。只有我党带领的队伍，坚定地举着抗日的大旗，进行游击战，给在苦难中挣扎的浦东百姓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
谭震林跟我聊起过，我们党带领的抗日队伍就在这一带活动。“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是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的一部分，为了低调壮大力量，浦东工委想办法得到了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名头，由连柏生当支队长，手下有5个大队。这些支队和大队的领导，有的是江南抗日义勇军总部派来的，有的还去新四军六师学习过，真是支了不起的抗日队伍。这队伍是在1938年上海刚被日军占领时建起来的，里面的骨干都是爱国的流亡青年和失联的地下党员。他们在浦东经常出击，打了好几回日伪军，还狠狠收拾了那些汉奸、叛徒，让敌人头疼得很。谭震林同志特别称赞这支队伍素质高、能打仗、纪律严明。还有一支队伍，是汪伪第十三师二十五旅五十团里我们党掌握的一部分人。
从1940年开始，浦东工委把主要心思放在了争取五十团伪军上，他们派干部进去想办法让大家改变立场，还悄悄地发展了党员，一共建了4个党支部。党员人数从13人涨到了57人，很快就掌握了7个连的武装力量。在朱人俊、吴建功、方晓等人的带领下，这支队伍用了很多方法给战士们上抗日课，提升大家的政治觉悟，后来它就变成了浦东地区我们党很重要的一个抗日队伍。与此同时，浦东工委还在这里继续发展党员，建起基层党支部，大力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带动老百姓一起参与。这样一来，就为我们党往浙东三北地区发展打下了基础。
迁居北方三地
三北说的是浙东那边，余姚、慈溪、镇海三个县里姚江以北的地方。它就在沪杭甬这块三角地上，钱塘江的南边，杭甬铁路的北边，东边和南边紧挨着宁波。这里卡着杭州到宁波的交通要道，位置特别重要。而且离宁波这个老牌的通商口岸很近，地势也平坦，到处都是河网，东西多得很，农业、工商业都挺发达的。这儿的人很多去上海、宁波做买卖。赚了钱后，为了给家里长脸，他们都会回老家买很多田地。所以，在三北，不管城里还是乡下，都能看到很多高楼大厦，商铺一个挨一个。这些房子、商铺和地大多都交给当地的雇工来管。像虞洽卿这种大买办、大资本家就是这儿的代表。
1941年5月，宁绍战役结束后，杭甬路两边的大块地方都被占领了，但那时候敌人还没建立起完整的统治，只是在周巷、观海卫、浒山、庵东这些大镇子设了些岗哨。国民党政府管不到这里，也没多少力量，只有一些小股敌军在村子里晃荡。三北地区乱得一团糟。为了按照党中央和华中局的计划，在浙东建立抗日根据地，浦东工委打算先在三北站稳脚跟，然后再以三北为起点，往四明山、会稽山那边发展。
从1941年5月起，浦东工委开始分批让队伍往南过杭州湾，去到了三北地区。那时候的5月，姜文光和朱人俊带着“淞沪五支队”的一个侦察小组，还有我们党管的伪五十团的一个排，总共50多人，作为打头阵的先头部队，抵达了三北。为了方便行事，他们用了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的名头。到了6月中旬，蔡群帆和林有璋又带着“淞沪五支队”的一部分人，大约130多人，也到了三北，他们继续用“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的称号。而到了7月，朱人俊再次带着伪五十团的一个排，40多人，来到三北，但他没多久就返回浦东了。
就在那个月，姚镜人和陆阳带着一百多位伪五十团的守望队员，在姚北靠岸，然后加入了“宗德三大”。到了8月初，凌汉琪和王荣桂指挥着“淞沪五支队”的一百多号人，南下浙东，分别编进了“宗德三大”和“五支四大”。同月的末尾，朱人俊和方晓带着三百多人的伪五十团队伍抵达了三北，得到了“鲁苏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大家叫它“暂三纵”）的名号。没多久，潘林儒也领着一百多人的常备大队和特务区队到了浙东，加入了“五支四大”。还有浦东的部队，总共八百多人，分七批陆续到了三北。这八百多人就成了我们开拓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坚力量，也是浙东抗日游击纵队的起源。
随着三北地区我们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越来越多，急需成立一个统一的指挥部门。就在那个10月，遵照谭震林的安排，我和顾德欢等人在上海商量后，决定组建浙东军分会，吕炳奎同志任领导，王仲良和蔡群帆同志辅助，他们一起管着我们党在三北的所有武装。同时呢，浙东军分会下面还设了两个小分队，一个叫“五支四大”工作委员会，蔡群帆领头；另一个叫“暂三纵”工作委员会，王仲良负责。这两个小分队分别管理着两支队伍的平时工作。
共产党带的抗日队伍到了三北地区后，就跟刘英书记管的浙江省委下面的绍兴那边的特派员杨思一同志，还有宁波那边的特派员王文祥同志接上了头。在当地党组织和队伍的帮忙下，他们开始打起了抗日游击战。
六月中下旬时，“五支四大”部队刚到浙东不久，就和“宗德三大”联手，在慈溪的相公殿那里两次偷袭日军，总共打死了16个鬼子，还打伤了几个，两次行动都成功了。之后，咱们的部队就在三北地区到处转战，大家互相帮忙，互相支援，在长溪岭、施公山这些地方又连续打了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军。到了10月10号，三纵的战士们在登州街西边突袭了从周巷出来骚扰的日军，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硬仗，最后硬是把敌人给逼回了老窝。
10月22日，横河那儿，“宗德三大”的队伍和日本鬼子拼了命地打了整整一个半小时，结果大队长姜文光、副大队长姚镜人等29位英雄壮烈牺牲了。
11月份，咱们队伍在梅园丘碰上日本鬼子，打了一场硬仗后，鬼子败退回五夫老巢，可咱们的大队长陆阳和其他15位战士却壮烈牺牲了。咱们队伍的英勇抵抗，让浙东的老百姓抗日的心更坚定了，还在三北那边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浦东的武装力量能在三北地区迅速站稳脚跟，顺利开展斗争，全靠浙江地方党的鼎力相助和紧密配合。抗战一打响，宁绍一带的党组织就恢复了活力，不断发展壮大。1938年5月，宁绍特委和各县委相继成立。到了1939年春天，周恩来同志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亲自到浙东前线的绍兴、诸暨检查工作，大大促进了浙东党组织的建设。到1939年底，已经有了8个县委，党员人数超过了2000，有的地方甚至还搞起了武装斗争。
宁绍战役结束后，浙东地区的地下党开始积极行动，纷纷组建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各种自卫队、游击队像春天的嫩芽一样，到处冒出来，快速发展。1939年6月，定海被日军占领后，中共定海县工委的头儿王起立马组织了第一支抗日队伍——吴榭乡自卫队，到了1940年初，又搞了个东区警察队。1941年4月，镇海县工委的王博平和林勃，在甬江以南拉起了一支王贺乡夜巡队，喊着“打汉奸抗日，保护咱家园”的口号。在绍兴那边，1941年4月有了皋北自卫队，到了11月，又成立了“浙东游击大队”，到处宣传抗日，还打游击战。在鄞县，林一新他们在1942年5月也建了个“宁波自卫总队第二支队部警卫分队”，是我们党领导的。
1941年冬天，朱之光和赵继尧在余姚的姚北、南山区域成立了“独立大队”。到了1942年6月，他们加入了南进支队，一起向会稽山区域进发。而在诸暨，也是1942年6月，县里派来的朱学勉帮了泌湖乡的乡长何文隆（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一把，他们一起搞了个泌湖乡抗日自卫队，后来队伍壮大了，就变成了“四乡抗日自卫大队”。就在那个7月，金华的特派员陈雨笠和义乌的特派员江征帆他们带着的队伍，得到了“钱南军别动队第一支队第八大队”的名号。还有彭林同志，他在浙江保安五团里悄悄地干着党的工作。陈流他们呢，在建德拉起了一支叫“建德部队”的队伍。这些队伍啊，后来都成了榭东抗日游击纵队的主力，他们在抗日的时候，给浦东的武装在三北站稳脚跟，还有后来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都帮了大忙。
1942年2月份，国民党特务把在温州的中共浙江省委给端了，省委书记刘英他们好多人被抓了。这事儿是闽浙皖赣那边的联络员戈冰和周一光回到上海后告诉我的。我马上就跟华中局还有粟裕同志说了这事儿。华中局回电说，让我们想办法跟浙南的龙跃联系上。我到浙东后，找了好些路子跟浙南的党组织联系上了，也跟华中局说了浙南那边的情况，还把华中局的指示告诉了龙跃，总共联系了好几次。后来，刘英的老婆丁魁梅同志也从浙南温州跑到上海来了，我帮她找了个地方安顿下来生孩子，还帮她跟上海的党组织联系上了。到了5月份，我们才听说刘英同志在永康方岩牺牲了。
我和刘英碰过两回面。一回是1938年3月，他到南昌给东南局做工作汇报，刚好我也在南昌，我们还跟曾山、陈丕显他们一块儿照了相。另一回是在1939年下半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见到他，那时候他正打算带着中共浙江代表团去延安开“七大”。刘英这位省委书记的模范形象，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还听说，他是在1935年初，抗日先遣队遇到困难、浙江党组织快没了的时候，和粟裕同志一起带着红军挺进师到浙江打游击、建党的。他们在浙江打了三年硬仗，红旗插遍了浙江大半地方。抗战一开始，他领导的浙江省委就使劲儿干，党组织发展得飞快，建了50多个县委，党员也涨到了2万多。
同时，他们也热心推动抗日的大联合，发起救国行动。浙江省委的工作干得漂亮，党组织壮大，群众基础牢固，这为后来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成铺垫了坚实的基石。他不在了，真是革命的一大遗憾。
从5月底到6月初那会儿，浙江那边的战斗情况又有了大变动。日本鬼子为了封锁咱们国家的东海岸，想要拿下衙州机场，还要让浙赣铁路畅通无阻，于是出动了12万大军，打了一场为期俩月的浙赣大战。虽然守着浙赣铁路的国民党军队里，有些爱国的将士拼死跟日军干架，但国民党政府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却让30万大军撤了，放弃了浙赣线。这样一来，铁路边上的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武义、浦江、建德、桐庐、嫌县、新昌这些县城，就一个接一个地被日军占领了。
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听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多次指导，再看看浙赣战役后浙东那边的新情况，定下了在浙东敌后地区继续往前冲的计划：得瞅准好时机，把咱们的队伍壮大起来，干劲儿得足，得在敌后建起根据地，还得多跟各方联手合作，用各种办法来达到发展的目标。所以，决定再派些干部去浙东帮忙。5月31号，陈毅和曾山同志发电报给我，让我“赶紧先去浦东，然后再去浙东挑大梁”。到了6月2号，陈毅和曾山又给粟裕同志发电报，让他转告我：“启龙和一师的张文碧、刘亨云等同志得组个浙东行委，能抽调的干部和武装电台都带上，马上冲到浙东敌后去。得喊出跟国军一起打鬼子、保卫家乡的号子，多多联合各方力量，用各种名头、各种方式来组织群众，特别是武装力量，一起建起敌后根据地。”
收到那些电报后，我就开始准备前往浙东的事情了。那时候，咱们军队已经打通了浙东和浦东之间的海上路线。部队往来、运武器啥的，都挺稳妥的。我换了身长袍，装成做生意的，跟着张大鹏去了南汇县的伪五十团那里，一路上挺顺畅，就到了大团镇。中午，我们在伪十三师丁锡山手下的五十团团部蹭了顿饭，下午就去奉贤找吴建功同志，在他家歇下了。到了第二天，张大鹏去海边跟连柏生、张席珍接上了头，然后带着我去找他们俩。在那儿，我们把渡海前的收尾工作都给搞定了。
大概在6月20号那天晚上，我和连柏生、张席珍等人带着100多号人，从南汇坐着当地的帆船，趁着夜色就出发了。船长很有经验，开了一晚上的船，天蒙蒙亮时，我们在慈溪北边的古窑浦上了岸。当地的党员已经安排了人在海边等我们，没一会儿我们就见到了吕炳奎和林有璋两位同志。听说蔡群帆已经带着南进支队去会稽那边了。我们刚到浙东不久，顾德欢同志也来了。
浙东地区成立了党委，并且组建了三北游击司令部。
1942年快到7月的时候，我去了浙东三北地区。按照华中局的安排，我们建了个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由我来当头儿。不过呢，外面的人都以为是连柏生、吕炳奎、王仲良、林有璋他们几个，用浙东军分会的名头在管部队。我呢，表面上是给五支队长连柏生当秘书，用了个假名儿叫胡志萍，实际上我是管政治的委员，跟着部队一起走。那时候，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我们白天就躲起来，晚上才赶路，几乎每天都要换个新地方，跑来跑去的。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一下三北这地方的山水地貌、风俗习惯啥的，还赶紧找时间跟干部们聊聊天，摸摸部队的底细。另外，我还想办法跟浙东当地的党组织领导联系上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先后碰到了宁波地区的共产党特派员王支祥，绍兴地区的特派员杨思一，还有定海的特派员王起。我告诉他们，华中局已经决定要在浙江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同时，我也从他们口中得知，台州地区的党组织还在，是刘清扬在负责，只不过那时候还没能联系上。这样一来，浙东地区党的联系就大致建立起来了。
了解了那边的情况后，我觉得在浙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可以了，时候也到了。6月30号，我让一师的粟裕同志给陈毅、曾山发电报，让他们赶紧派何克希和一师的张文碧、刘亨云等同志来浙东，还说需要多派些军事、政治和经济管理的干部来加强领导。7月上旬到中旬，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一师的干部们，像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罗白桦、张季伦、张浪、戈阳、余旭、余龙责、肖松林、刘发清、黄知真这些，都陆续到了三北。这些人里，我大部分没见过，但有的名字我早有耳闻，比如何克希同志，我知道他1929年就入党了，抗战时还当过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的副司令、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在宁沪铁路东边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整编抗日队伍，打游击战打得很好，统战和对敌斗争经验都很丰富。
张文碧和刘亨云都是粟裕带领的工农红军挺进师里的老伙伴，他们在南方三年的游击战里，一直跟着粟裕在浙南的山里转战，所以特别会打游击，也很了解浙江这边的情况。黄知真呢，是黄道同志的儿子，我之前在南昌有幸和他见过一面。
去浙东工作的伙伴们里头，有管行政的、搞经济的、做文化的、负责党务的，还有专门做群众工作和军事工作的干部。他们的加入，给浙东的工作带来了大推动，打下了牢牢的基础。
七月初的时候，我和何克希他们几个在慈溪三北的宓家球碰了头。能在那儿相聚，想着以后能在浙东一块儿干革命，我们心里都挺乐呵的，对浙东的革命斗争前途，大家伙儿都特有信心。我给他们讲了讲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最近发来的电报，说是要咱们在浙东搞抗日游击战，还分享了我来浙东后打听到的各种情况。他们也跟我聊了聊陈毅、粟裕他们的意思，还说起陈老总给他们送行时的话，说要是浙东那边搞得顺，就在那儿扎根；要是搞砸了，背着包袱回来也行，但千万别把老本给赔进去。这话能听出来，新四军领导对在浙东建立抗日根据地既有信心，也清楚这条路不好走，困难多得很。
7月18号，我们在慈溪北边的亦家棣地方，开了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的大会，新到浙东的干部，还有已经在浙东工作的地方和军队的干部都参加了。我在会上给大家讲了《现在国内外的情况和我们党在浙江敌后打游击、建根据地的计划》。在这讲话里，我告诉大家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怎么打算在敌后打游击、建稳固游击区的；也分析了在浙江敌后打游击、建抗日根据地有哪些优势和条件；还讲了具体要怎么做。大家听完就分组聊了起来。我为了多知道点大家的想法，就跑到各个小组去听听，还解答了一些问题，想让大家的想法都统一起来，特别是要让大家明白在浙东建抗日根据地既有希望也很难，这样大家才能更有信心和决心去克服困难。
我跟大家聊了聊，在浙东建立抗日根据地有哪些好处和优势。
首先，我们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还有华中局的正确指引，再加上一师粟裕同志的悉心指导，这就像给我们的工作上了保险。只要我们紧跟这些指导，别走弯路，就一定能战胜困难，取得进步。
另外，浙江的老百姓有着令人骄傲的革命历史。早在大革命那会儿，浙江省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红军挺进师在浙江很多地方战斗，大半个浙江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地方还建起了苏维埃政府，老百姓和我们党、军队的关系亲如一家。
三是抗日战争一打响，浙江省委就重新站了起来，他们在浙江各地迅速重建了党的各级组织，这些组织战斗力很强。同时，他们还积极联络各党派和各阶层的人士，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大大提升了我们党的声望。另外，浦东的部队来到浙江已经有一年了，虽然人数不算多，力量也不算大，但在党的指挥下，他们进行了民族和阶级的教育，纪律严明，勇于和日军战斗，因此赢得了老百姓和各界人士的连连称赞，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帮助。
总而言之，现在民族之间的冲突成了大问题，国内不同阶级间的矛盾不那么突出了。只要我们坚定抗日，多结交帮手，少招惹对手，就能赢得各方的帮助，也能获得老百姓的支持。
我也要跟大家说实话，咱们接下来会遇到不少难题，大家心里得有个底。先说浙江这块地儿，它是国民党的“模范省”，蒋介石的老家就在浙江奉化，陈立夫、陈果夫也是这儿的人，所以反动势力特别厉害，保甲制度搞得严严实实，国民党正规军也特别多，姚江以南的大片地方都被他们控制着。再看看三北地区，日军建了好多据点，还有些国民党的杂牌军，咱们能活动的地方真的不大。还有啊，咱们部队人数不多，之前给新四军报的数儿是，除了管地方的人，就1261个战士，34挺轻重机枪，654杆长短枪。而且，咱们这支队伍里，真正是自己党发展起来的没几个人，大都是从伪军和国民党军里争取过来的，没有新四军的老队伍打底儿。虽然咱们党也派了不少干部进去整顿了好久，但军事政治素质，特别是打仗的能力，还得再提升提升。
因此，我多次跟大家说，得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深入又到位，心里得有底儿，得学会在不容易的环境里找出路，谋发展。
当华中局安排我去浙东负责工作时，我就开始琢磨怎么在浙东建立抗日根据地。从1928年投身革命以来，我干过少先队、青年团，也管过地方党政军的事务，大多是给主要领导打下手，能常得到领导的指点。但这次要独当一面管整个地方，我还是头一回，所以特别留心别的地区是怎么干的，像苏中、华北这些地方，他们的情况和浙东差不多；我还认真研究了华中局给的陕甘宁边区的政策文件，琢磨着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多动脑筋，避免再走土地革命时的极左弯路。我们得扛着抗日的大旗，不能急着亮出我党的牌子。
说到政权建设，刚到浙东那会儿，有人建议先别急着让老百姓起来反对保甲长制度，而是先试着改进现有的政府机构，留下那些愿意支持抗战的好保甲长，让他们帮忙抗日。对于那些不听话、死硬到底的保甲长，就让老百姓自己站出来举报，然后换掉他们，再重新选新的保甲长。在那些政权被搞乱的地方，咱们就赶快组织起动员委员会、办事处这些临时的政府机构来管事。
现在看来，我当初讲的那个报告，跟一年半后我替浙东区党委讲的那个治理大方向，其实挺合拍的。经过大家一块儿学习、琢磨，大家对党中央和华中局关于浙东的计划都搞懂了不少，对浙东这块地方也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样一来，咱们都知道接下来要干啥、往哪儿使劲了，心里也更有底了，准备好好干，为完成党中央、华中局交代的任务出一份力。
1942年7月8日，浙东区党委成立了，华中局让我当区党委书记，说是“要我在政治上把关”，而何克希呢，就成了区党委的军事部长，负责“带领浙江敌后的党员队伍打仗”。到了7月28日，陈毅和曾山同志给粟裕同志和我发电报，说区党委先暂时由谭启龙、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四个人管，谭启龙当头儿。同时呢，区党委的工作班子也建起来了，何克希还是管军事，杨思一管组织，顾德欢既是秘书长又管宣传，金子明去管敌伪军的工作，王文祥管杭雨那些城市的工作，海上工作就归周一光管。到了12月2日，中央点头了，华中局又调了调区党委的人，最后就剩下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三个人了，谭启龙还是书记。
1943年9月底，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向华中局申请，并得到了他们的点头，让杨思一加入了区党委班子。浙东的干部啊，哪儿的都有，有的是从浦东南边过来的，有的是新四军军部派来的，还有的是苏中一师的，当然也有不少是浙东本地的。所以在安排工作时，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大家能不能团结一致，得尽量避免地方观念太重或者小团体主义，得想办法让大家都积极干活，这对我们在浙东站稳脚跟可是个大问题。在浙东区党委，还有后来建的三北游击司令部、浙东行署、浙东参议会，人事安排上都考虑到了这点。再说到1942年8月19日，华中局批了我们的申请，浙东军委会就这么成立了，里面有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连柏生，何克希当头儿，管着浙东的部队。
区党委一成立，就照着华中局的吩咐，再看看浙东的实际情况，定了个大方向：“咱们得自己动起来，大胆地带动老百姓，多搞些敌后的游击战，建起抗日根据地，好好打击日寇，争取把抗战打赢。”为了这个大方向，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
这就是说：首先，得把各党派、团体和不同阶层的人民都团结起来，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结实、范围更广。其次，得把党领导的队伍壮大起来，不仅要加强现有的武装力量，还得培养出能打胜仗的精锐部队，同时多组织地方上的民兵，这些都是建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再者，得按照中央定的抗日时期土地政策来办：一边给农民减租减息，另一边呢，也得让地主能收到点租子和利息。最后，得把党建设得更好，让党内更团结。
另外，还明确了财政、教育、文化以及肃清奸细等方面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出台，给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稳固指明了道路。同时，为了强化党的领导，区党委重新组建了宁、绍地区的党组织，设立了四个地区工作委员会，分别是三北工委、四明工委、三东工委和会稽工委，并且继续指导浦东特别委员会。没过多久，这些工委和特委就变成了地委。三北地委书记是王仲良；四明地委书记先是王文祥，后来是陈洪，副书记是罗白桦；会稽地委书记是杨思一，副书记是马青；浦东地委书记是姜杰；三东地委书记是吕炳奎，副书记是王起。
区党委决定，把以前各部队的办事处变成地方政府。刚开始，浙东区党委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外出办事都说是部队的人。因此，在三北地区急需建一个统一的领导团队，来管理我们党自己的部队。浙东的部队原本有两支，有些同志不愿意合并，但经过沟通，大家都同意了合并成一个领导团队。关于这个团队的名称，华中局和新四军都提醒我们要低调，别太早让人知道，免得被敌人发现。所以我们打算借用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的名义，叫它“三北游击司令部”。一开始，我们内部有点意见不统一，有的同志觉得应该直接亮出新四军的牌子，用“新四军浙东指挥部”来开展工作，这样更有号召力。但陈毅同志知道我们的不同意见后，来电支持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这样，我们的想法就一致了。
说起三北游击司令部的头儿该选谁，起初我们琢磨着，看能不能把国民党在三北那帮人和他们的民兵团、各路武装都拢一块儿，像淞沪游击队第一支队的顾小汀部、魏显庭部这些。按照华中局8月12日说的，“顾小汀这人，得给他个响当当的位子拉拢过来”，我们想让顾小汀来当头儿，何克希和连柏生做副手，这样咱在三北、浙东开展工作也方便。可顾小汀觉得自己地盘小，就在游源那块儿晃悠，怕被我们并了去，不敢答应。他还私下跟连柏生嘀咕：我这司令不就是个空壳子嘛，共产党手段高，一不留神我的队伍就被吞了，到时候我就剩杆枪了。见他这么防备，我们也就不强求了。至于魏显庭，在三北没啥名气，所以我们决定自己挑大梁。
八月，慈溪北边的鸣鹤场迎来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的诞生。司令是何克希，他用了个假名叫何静；我呢，用了胡志萍这个假名，当政委（别人还叫我连柏生的秘书）。连柏生是副司令，刘亨云改名叫刘云，做了参谋长，张文碧则是政治部主任。司令部一成立，就把浙东的主力部队都整合到了一起。在会稽那边活动的南进支队，现在叫第三支队了，支队长是林达，政委是蔡群帆。淞沪游击队的第三纵队大部分变成了第四支队，支队长吴建功，政委吕炳奎。淞沪五支队的一大队成了第五支队，支队长还是连柏生兼着，参谋长是张席珍。五支队的第五大队变成了司令部的特务大队，“三纵”的特务大队这些呢，就成了司令部的警卫中队。淞沪“五支四大”的第三中队，现在是海防中队了。整编完，部队里一共有1510个人，轻重机枪36挺，长短枪加起来878支。这支新队伍，就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起家部队。
从浦东开始武装向北推进，直到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建立起来，这算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初期阶段，也可以说成是打基础的准备时期，是集结力量的阶段。
坚守三北地区，努力向四明山进发。
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队成立以后，我们主要在三北这块地方忙活着。那时候，三北和它周边，日军、伪军、顽固势力和我们，就像狗牙交错一样，局势挺复杂的。
日伪军的兵力是这样安排的：宁波那边，有日警备司令资源平三郎和宪兵司令带着的一千多号人；奉化则是日军警备司令山根和宪兵队长岛带着的另一千多人的部队；定海和慈溪各自驻扎着三百来名日军；余姚和上虞呢，也各有几百名日军守着。
说到伪军，绍兴、诸暨、嵘县那边有丁锡山带着的伪十三师守着；慈溪、宁波、奉化一带则是谢文达的伪十师在把守。此外，还有姚华康、季槐林、灌中柱、萧子建、关天圩、周侯伯、潘文驹这些地方的杂牌伪军部队。日伪军还在宁波、绍兴、三北这些地方建了不少据点。汪精卫还派了沈尔乔这个重要人物到宁波，搞了个伪浙东行政专员公署，还建起了各级伪政府。
在浙东地区，国民党军队总共有11000多人，其中包括：蒋介石外甥俞济民领导的宁奉游击队，有2000人；姚北那边剩下的三十二师部队，大约700人；象山和定海的国民兵团加起来超过1000人；还有在新昌、嵊县活动的陈天乔的四明山游击队，大约1000人；上虞和余姚之间的三十师八十八团，驻守在田姑山，有2000人；另外，上虞和绍兴之间的三十师八十九团，张俊升带的部队，差不多3000人。虽然国民党在三北地区的兵力不少，但他们没有统一的领导，不去打日本鬼子，也不保护老百姓，反而是自己防着自己，还老骚扰百姓。
在三北那块地方，老百姓一开始不晓得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但他们瞧见我们主动去打日本鬼子，而且军纪特别好，就说我们跟国民党的队伍大不一样。这样一来，我们在老百姓心里的威望就越来越高了。打了几仗之后，三北的大部分乡村都差不多被我们管起来了，各处也开始建起像政府办事处那样的机构，以三北为核心的游击根据地就这么慢慢建起来了。
咱们队伍的实力涨了，名气也大了，让日伪军更加头疼。他们在三北地区多设了些岗哨，来攻打咱们的“三五支队”。国民党那边也瞧出咱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想多管管三北地区。慈溪、余姚的国民党政府，还在姚江以南加强了防守，想拦住咱们往南的路，找机会找茬。浦东的日伪军也在加紧“清乡”，咱们在浦东的主要头头和队伍都撤回了浙东。这样一来，敌人、国民党、咱们三方斗得更凶了，局势也更复杂了。
面对这种情况，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在1942年9月5日给浙东的作战计划提出了新方向：他们说，虽然日军退到金华、兰溪那边去了，浙东的游击区还是有机会扩大的，但别期望太高。咱们得继续往敌人后面发展，在海边和山里稳稳当当地准备打持久游击战。得多找些帮手，利用各种关系多交朋友，组织工作得贴近当地老百姓，别太张扬，得悄悄来，慢慢壮大自己，最终在浙东站稳脚跟。
按照华中局和新四军上面的要求，区党委在9月22日鸣鹤场开了个会，会上仔细聊了聊三北和四明那边的情况，商量了接下来的打算。会议最后通过了《在浙东长期战斗下去的决定》，定了这么个策略：“先稳住三北，再去开发四明，等把四明山都拿下来了，再去想办法控制会稽山。”决定里还特别强调，得“一边赶紧在四明山、会稽山建立游击根据地，一边也得想尽办法，让三北地区更稳固，还要在海边那一带也开展游击战。”
华中局赞同了这个计划，还着重说：“得赶紧拿下四明山和会稽山，作为咱们长期坚守的大本营。”为了执行这个计划，我们把部队分成了三队。一队是我、何克希、张文碧带着司令部、政治部，还有四支队和教导队，直接杀向四明山；另一队是刘亨云带着五支队，在三北地区继续战斗；还有一队是连柏生、林达带着特务大队和新国民兵团，去慈东慈西开辟新地盘，好让三北和四明山之间能互相照应。
四明山这块地儿，就在宁波、嵊县、东阳那几条路北边，曹娥江口往东走到嵊县，再往南就是姚江了。这儿山多树密，地少路难走，老百姓日子过得挺苦。再加上鬼子、顽固军和土匪老来捣乱抢东西，大家真是活受罪。到了10月8号，我和何克希、张文碧他们正打算过姚江去四明山，结果在慈溪西边杨葛殿那地方，被三百多个鬼子兵偷袭了。咱们队伍立马反击，打了四个小时，把敌人七次冲锋都给顶回去了，打死打伤他们近百人，里头还有22个日本鬼子。敌人愣是没冲进来，咱们最后也安全撤走了。这一仗在三北地区可轰动了，大伙儿都特激动，歌颂这场战斗，还编了歌谣到处唱：“三四五支队真厉害，杨葛殿消灭鬼子一大堆”，当然啦，那数字是夸张了点。鬼子被我们打退后，气坏了，集合兵力回来报复，把杨葛殿给烧了，还奸杀了十多个道姑。鬼子这么狠毒，浙东的老百姓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10月10号晚上，我们按照之前的打算往四明山出发，穿过蜀山和丈亭，过了姚江，11号就进了四明山，晚上在姚南的十五番秘密营地休息。到了14号，我们走到石门时，碰到了国民党慈溪县警察大队等200多人偷袭，我们立马反击，把他们打败了，一直追到慈南的芝林，一路上解放了陆家埠、杜徐、袁马、古溪、芝林这些地方，后来又发展到了翁岩附近。在那里，我们还联系上了鄞县西边的共产党员严式轮和林一新。林一新表面上是国民党鄞县郭清白部第六大队的头儿，严式轮是国民党鄞西区的区长。我们每到一处，都努力做团结工作，号召大家一起抗日。
我们跟受大家尊敬的李纪佑乡长，还有朱之光同志的爸爸朱祥甫老先生都搭上了线，得到了他们和其他明白事理的老一辈的全力帮忙。朱之光同志是姚南人，对我们打开四明山这片地方的工作贡献可大了。那时候，四明山里的大镇子梁弄还在国民兵团肖文德和区长陈恩缓手里，我们先试着跟他们友好相处，一起抗日。但他们要是跟我们对着干，我们就按照自卫的原则，把他们给解决了。这么一来，我们算是把鄞西鄞江桥西边这一带的四明山给稳住了，算是初步完成了进四明山的任务。
在三北地区坚持战斗的五支队，在参谋长刘亨云的带领下，主动出击，跟日军玩起了“躲猫猫”。日军想灭掉我们五支队，就派了上千人，分三路来追我们。五支队特别机灵，一下东边打一下西边，让日军摸不清方向。10月9号，有一队日军跑到姚非的临山、周巷捣乱，五支队就提前在敌人会经过的竹山番埋伏好。到了下午，日军一踏进我们的包围圈，五支队就猛地冲出去打，打了一个小时，打死了打伤了日军30多人，剩下的日军吓得赶紧逃回了余姚。经过杨葛殿和竹山香的这两场战斗，日军想在三北地区捣乱的气焰被我们狠狠打压了下去，他们嚣张的样子也收敛了不少。
在会稽那块地方，我们党打算打抗日游击战，拖住日本鬼子。所以，在我到浙东之前，就弄了个精干的“南进小队”，悄悄跑到会稽山里头。这个小队是由原来的三支二大、三纵二大的一部分，还有皿明游击队的独立大队合起来的，总共有200多人。为了不被发现，他们对外就用淞沪游击队第三支队第二大队的名字，是由蔡群帆、黄明、华一鸣三位同志带着的。
6月6号，部队从姚北的游源开始行军，到了月中旬，在嗓县西乡碰上了中共绍属特委书记杨思一、马青等地方党的同志和他们的抗日队伍。到了6月底，南进支队走到了诸暨的枫桥地区，在江下村开了会稽地区和南进支队党员干部的碰头会，商量后决定把枫桥当作中心，建个会稽地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会议结束后，南进支队就住进了枫桥镇。那时候，枫桥这些地方刚被敌人占领，社会秩序乱得很，土匪到处作恶欺负老百姓。但南进支队纪律好，对老百姓和气，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很快就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不过，这也让日伪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吓得不行。南进支队刚在枫桥安顿下来，就遭到了土匪徐文达的威胁，非要他们离开诸暨。
七月初的时候，南进支队给我们发电报说：因为被土匪徐支达的队伍逼得紧，他们主动从枫桥撤了出来，先看着局势怎么变，等机会再行动。那个徐匪啊，在诸暨这块富饶的地方到处抢东西，欺负女人，害得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大家都叫他们“烧毛部队”。老百姓都希望我军能赶紧把这股土匪给灭了。南进支队听了大家的诉求，在7月7日那天就对徐匪发起了攻击，一下子打死了200多人，给当地人除了个大害。然后，南进支队又回到了枫桥，还在会稽地区建起了第一个像政府一样的办事处。后来，南进支队在地下党领导的“诸暨四乡抗日自卫大队”暗中帮忙下，在诸暨、东阳、浦江、义乌这几个地方打来打去，每到一处，都想办法发动群众，积极组织大家抗日。
8月20号，日本鬼子从诸暨泥池跑到北乡去“搜刮”，在江藻那边的山下湖村，跟四乡的抗日自卫队干了一仗。南进支队一听消息，立马分两路赶去帮忙，一路是蔡群帆带着，直冲龙凤山；另一路是黄明带着，去鸡笼山那边埋伏。这一仗，南进支队打得真好，打死了三十多个日本鬼子，还抓了十多个伪军。这之后，南进支队就出名了，让会稽地区的老百姓对抗战更有信心了。好多年轻人自己报名去当兵，一个月时间里，南进支队就增加到了三四百人。这时候，南进支队又向我们纵队部打报告，说要派电台的人，还要派军政干部去加强领导。于是，我们就决定派余龙贵去南进支队，当参谋长，负责军事上的事情。
南进队伍的规模越来越大，这让国民党军队开始感到紧张。9月中旬时，南进队伍被国民党军的“奋勇队”2000多人给围住了。为了守住我们从日本人手里抢回来的地盘，20号那天，池们的人在潘村和江下开始反击。但因为敌人太多，我方人少，在江下那边抓了二三十个敌人，收了20多把枪后，我们主动撤了。这场战斗，我们牺牲了一个中队长，还丢了电台，跟纵队司令部的联系也断了。从那以后，南进队伍和诸北八乡的自卫大队（原先四个乡，现在扩展到八个乡）联手，在浙赣线边上的浦江、义乌、东阳、诸暨、嗓县一带转战，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
当我们在浦东池区带着队伍往南走到浙东后，日伪军就在浦东搞了个大动作的“扫荡”。为了不吃亏，浦东的主力队伍都先撤到了浙东。但后来浙东区的党委想了想，觉得浦东靠着上海，这地方太重要了，不能丢。再说，浦东还有我们党以前打下的基础，日军人手不够，“扫荡”也闹不了多久。
九月份，我们商量后，决定让了解浦东的朱亚民同志带着11名能手，组建一支手枪小队，回到浦东继续和日军打游击。走之前，我跟朱亚民讲：浦东那边敌人人数不多，可防守的地方却很多，所以他们搞的“清乡”行动只能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搞，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只要你们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按照党的政策来，紧紧团结老百姓，你们这支灵活的小队伍就能在敌人地盘上站稳脚跟，边打边壮大，最后一定能打败他们的“清乡”阴谋。
朱亚民带着队伍回到浦东后，继续用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名号，在非常不容易的情况下，开始了对抗“清乡”的行动。他们采取偷偷摸摸、时聚时散的办法来行动。一边走一边给老百姓讲反“清乡”的重要性，激发大家的抗日决心；一边招揽那些愿意抗日的小伙子加入队伍，多结识朋友，把抗日的大队伍壮大起来；同时还设了几个联络站，把情报网搞好，时刻盯着敌人的动静，找机会打击他们。为了让游击战能顺利打下去，他们头一件事就是清除内奸，没多久，就挑了100多个坏事做尽、死心塌地跟敌人一条心的汉奸和特务，把他们都给处置了。
1943年1月11日晚上，在南汇鹤沙镇，朱亚民带着队伍，一下子就把那个伪镇长、“清乡”主任、警察头头、警防团长、情报头子等13个卖国贼全给收拾了。这事儿在浦东平原上传得沸沸扬扬，老百姓们都高兴得直拍手，而那些伪政工人员则吓得魂飞魄散。借着这个机会，浦东的我军就开始做思想工作，让那些伪政工人员一个个都跑过来，说自己其实是被逼的，不是真汉奸，还想帮抗日部队做点事。他们还真就帮我们在日伪的地盘上收起了抗日税。浦东的部队也不含糊，主动找日伪军开打，他们就在港湾河道里神出鬼没，袭击小股敌人，还偷袭日伪军的据点。
到了1943年夏天，因为敌人老是挨打，所以在浦东平原上的上百个据点，撤得只剩下二三十个了。而浦东的部队呢，也从十几个人壮大到了一百多号人。区党委商量后，决定成立一个浦东支队，让朱亚民来当支队长，姜杰当政治委员。这支队伍一直在浦东坚守到抗战结束，后来跟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在青浦碰了头，一起渡过长江，撤到了苏北。
在金华那片金属矿产丰富的地方，浙赣战役过后，大片土地不幸被日军占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组建了好几支抗日队伍，在敌人后方进行抗日斗争。到了1942年7月7日，中共在金华东边、义乌西边派来了特派员陈雨笠，他搞起了一支叫抗日自卫大队的队伍，对外号称“铁南军别动队第一支队第八大队”，简称八大队。这八大队刚成立没多久，就跟日伪军打了四仗，每仗都赢了，这样一来，队伍的人数和装备都壮大了不少。
10月14号那天，萧皇塘那场战斗真叫一个痛快，直接干掉了8个鬼子，就剩1个逃回了他们的老窝。这一战，八大队可真是威风凛凛，给金华、义乌那边的老百姓打气不少。到了24号，金属特派员和八大队一起，搞了个金华地区头一个抗日政府，叫义西乡镇联防办事处（后来改名金东义西联防办事处）。这个办事处的头头，是以前国民党义乌县的县长，现在的抗日民主人士吴山民。
1943年3月份，有个管金属方面事情的人找到了我们区党委，以后他就归我们区党委管了。我们告诉他：第八大队在把金义浦这块抗日的地方弄得更稳当、更强大的同时，也得想办法在诸义东边区搞起游击战，跟诸暨的小三八部队联手，一起行动，好跟四明山的抗日地方连上。到了7月，陈雨笠派了个5人的短枪小队去义东北那边活动。8月的时候，江征帆带着八大队的突击中队，一共60多人，到了诸义东边区，跟之前到的短枪小队碰头后，打下了汪伪军的一个叫情林的碉堡，还建了个叫“坚勇部队”的队伍。打那以后，诸义东这边也开始有了抗日游击战。
#春生四月#?